《苏轼传》
作者：王水照 崔铭
第一章 奋厉当世雄鹰出
嘉祐元年(1056)三月，二十一岁的苏轼，弟弟苏辙一道告别母亲，告别亲友乡邻，跟随父亲第一次远离家乡，前往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参加进士考试。
怀远驿中，风雨之夕，苏轼兄弟相对而坐，握手盟约
“制科”不同于三年一次的“进士”、“明经”一类的“常举”，是由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制，皇帝的命令）。应试制科，须经大臣举荐，先由六名考官在秘阁（官署名，负责收藏中央各文史机构的珍本书籍及书画）举行“阁试”，及格者方可参加御试。制科极严，应试者也很少，通过者更少，终两宋三百多年，开制科二十二次，入等者才四十一人。因此，制科出身，其荣耀又加倍于进士及第。
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入第三等，这是极大的荣誉。宋代制科惯例，一、二等皆虚设，实际最高等级为第三等，其次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不授）。自北宋开制科以来，只有吴育一人得过第三次等，因此，苏轼得第三等是破天荒的。
御试列入高等，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签判的官职。苏辙考入第四等，被任为商州（治所在今陕西商县）推官（州府属官，掌管审案）。
来到处处藏宝的凤翔，酷爱文物的苏轼恰似鱼儿得水
凤翔是有名的古都，文物很多，秦刻的“石鼓”，秦碑“诅楚文”，王维、吴道子画的竹和佛像，唐代著名雕刻家杨惠之所塑的维摩像（印度佛教人物像），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秦穆公墓，被称为“凤翔八观”。
苏轼自幼喜欢绘画，尤其酷爱王维、吴道子的画作。王维，字摩诘，唐代著名诗人，长于绘画，他的山水画为南宗画派之祖。吴道子，又名道玄，唐代著名画家，尤其擅长画佛像，曾担任唐玄宗的宫廷画师，时人称为画圣。苏轼在凤翔的普门寺和开元寺看到两位著名画家的真迹，立即被深深地吸引。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
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于宋英宗赵曙治平二年(1065)正月解任还朝，以殿中丞（管理宫廷事务的殿中省的官员）差判登闻鼓院（受理官民建议或申诉的机构）。
参加馆阁考试，又以最高的“三等”入选，授直史馆（编修国史机关的官员）。
五月二十八日，不幸的事情突然降临在苏轼的身上。夫人王弗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留下不满七岁的儿子苏迈。
:::info《江城子·乙卯（熙宁八年）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
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又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
第二章 世事维艰力难任
宋神宗赵顼(xū)熙宁元年(1068)，苏轼守丧期满，将从陆路度秦岭、经关中，第三次前往京师。
神宗锐意求治，富国强兵，雷厉风行的王安石受命执政
经过一年的酝酿和准备，熙宁二年二月，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雷厉风行的王安石受命执政，立即建立起一个负责制定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事）、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等事）、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和兵器制造等事）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命名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历时十八年的变法运动正式开始。
神宗与王安石，冲破一切障碍向前走，却犯下一个战略性错误
属于理财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等。
在一次又一次面对面的交锋中，王安石显然是变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则成了反变法派的代表。两派的政治思想各有利弊，谁也无法驳倒谁，同样，谁也无法说服谁。
司马光于熙宁三年离朝退居洛阳，十五年绝口不谈国事，闭门著述，完成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共耗时十九年）。
苏轼无条件地站到了反变法派的一边
在最初的阶段，他沉默地注视着，思考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随着变法运动的展开，变法与反变法两大阵营逐步明朗化，纷纷攘攘的局面中，苏轼本来就持有不同政见，加上舆论的影响，以及新法在推进的过程中实际出现的一些弊端，尤其是他与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元老重臣的人事渊源关系，都促使他无条件地站到了反变法派的一边。
每逢休假日，文同总是邀请苏轼一道写字作画
表兄文同（字与可）
他善画墨竹，开创了绘画史上著名的“文湖州竹派”（他曾任湖州太守，世称文湖州）。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於潜僧绿筠轩》）
苏轼深感人心险恶，再也不愿在这是非之地待下去了
上疏请求外任
苏轼自签判凤翔至今，已经十年
“通判杭州。”
七月，苏轼携带一家大小乘船离京
熙宁四年四月间，朝命即已下达。
七月，苏轼携带一家大小—继室夫人王闰之，十三岁的长子苏迈和去年新生的次子苏迨等，乘船离京。他们先到陈州（今河南淮阳）与苏辙一家相聚，在那里一住就是七十多天。
九月初，暑热已消，秋风渐起，苏轼一家继续前行。苏辙送哥哥到颍州（今安徽阜阳）。
颍州旧称汝阴，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饶，境内的西湖风景绝胜，可与杭州西湖相媲美。不久前刚刚致仕（退休）的欧阳修就定居在这里。一到颍州城，兄弟俩便一同前去拜望。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第二年，欧阳修就因病去世了。
第三章 德泽雅韵满余杭
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下旬抵达杭州。
苏轼情不自禁地陶醉在湖光山色之中
初来乍到，没有可以同游的朋友，他想起了在颍州时欧阳修再三向他提起的杭州名僧惠勤。这位老和尚有很深的文学修养，且长于写诗，曾与欧阳修相唱和，现正住持西湖之上的孤山寺，寺中还有另一位著名诗僧惠思。稍稍安顿下来，苏轼便前往孤山拜访他们二位，并转达欧阳修的殷勤致意。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
除了西湖，杭州官衙附近的有美堂也是苏轼爱去的地方。这处景点位于凤凰山顶，嘉祐三年修建，因宋仁宗“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的诗句而得名。它左临钱塘江，右瞰西湖，是登高揽胜的绝好去处。往来杭州的士大夫无不前往游览、题咏唱和。
每到赏花观潮之日，杭州城里万人空巷，热闹非凡
在平静恬淡的生活中，杭州每年都有两件令全城百姓兴奋的大事，其一是春天赏牡丹，其二是八月十五钱塘江观潮。每到赏花观潮之日，人们衣饰光鲜，扶老携幼，争先恐后，一时间万人空巷，热闹非凡。
杭州的牡丹以安国坊吉祥寺为最盛，那里有数百种不同品种的牡丹上千株，每到花开，争妍吐艳，分外动人。
苏轼经常漫步名山古刹，与许多高僧结为至交，寻得心灵的安憩与慰藉
在杭州这个人文荟萃之地，不仅文人名士汇集，湖山之中还隐居着不少有道高僧。苏轼来杭之后，经常漫游在名山古刹：“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穷幽揽胜，与许多僧人结为至交。
佛教的根本目的是求得人生解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的全部教义紧紧围绕着揭示人生乃至宇宙万象的真实本质这一中心，包含了十分精深的自然与生命的哲学。在杭州与高僧的交往，使苏轼深深感到：“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得到了不少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人生启迪。
杭州三年，苏轼尽心尽力，为民造福
杭州本为钱塘江冲积而成的一块陆地，由于受海水倒浸的影响，这里的地下水水质苦涩，不适合饮用。唐朝名相李泌任杭州刺史时，曾在城区内开掘六口大井，并引西湖水济之，以解决百姓饮水问题。后来白居易担任杭州刺史，更进一步治理西湖，疏浚六井，但是天长日久，六井又渐渐淤塞。吃水困难又成了杭州百姓的大问题。
熙宁五年秋，苏轼与知州陈襄专门召集一批德高望重的父老，询问民间疾苦，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提出：“六井不治，百姓饮水困难。”
面对人民的苦难，苏轼无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尽管对现实深感不满，苏轼却不能不在现实中履行他的通判职责
来到向往已久的宜兴，一种亲切、安宁、恬适的感觉在苏轼心头生起
宜兴古称阳羡，隶属常州府，是著名的江南鱼米之乡，境内有三湖九溪，而以荆溪最负盛名。这条美丽的长河，另有一个十分别致的俗名：罨(yǎn)画溪。罨画，即杂色之画，这个绚丽多彩的名词，正是两岸美景最直观、最生动的写照。
现存苏轼词集表明，他从通判杭州开始填词
词，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种非常独特、非常微妙的文学样式。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隋唐，那时民族的大融合带来中土音乐的新发展，词便是配合这种新兴音乐的演唱而产生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词就是歌词，最初只在民间流行，以后才逐步为文人所注意，成为歌筵酒席上娱宾遣兴的重要文学形式。在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的序言中，五代词人欧阳炯曾描述了我国古代歌唱文学产生的具体情景：绮筵公子，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绣幌佳人，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
宋仁宗时代，一些富有创新意识的文学家占风气之先，开始新的有益的尝试。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表现边塞生活，慷慨悲凉；欧阳修《临江仙》（“记得金銮同唱第”）、《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融入仕途感慨，跌宕疏放；张先将词的题材日常化；柳永以词抒写文士悲秋的失意情怀。题材的扩大影响了风格、意境和表现手法，但是，传统的因袭毕竟很重，整体而言，词依然跳不出“艳科”的樊篱，需要一支雄才大力的如椽巨笔，来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苏轼便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登上了词坛。
当时声名最著的词人是柳永，“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南国自古多词人，与苏轼诗酒流连的朋友中，不乏填词的高手，其中尤以词坛耆宿张先最负盛名。当时流行以词名人的风气，许多词人都因名句而赢得雅号，张先一人曾荣膺数顶桂冠：既因“沉思细恨，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的名句，被称为“桃杏嫁东风郎中”；又因“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得名“张三中”；而他自己则表示更愿以“张三影”名世，因为他特别擅长在词中写影：“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坠风絮无影”，这三个带“影”字的句子，是他平生最感得意的佳构。
苏轼此时的词作虽与传统词作没有本质差别，但已表现出新的倾向
拥彗，即手执扫帚，古人迎候贵客，常拥彗致敬，意思是清扫屋宇恭敬地迎候宾客。《史记·孟荀列传》记述燕昭王迎接阴阳家邹衍的情形：“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此后，“拥彗”也就包含着拜师受业的意思。
苏轼启程离杭，杨绘、张先、陈舜俞等同船远送
送别陈襄两个月后，苏轼在杭州也已三年任满。此时，苏辙早已离开陈州在济南任职，兄弟俩阔别日久，思念心切，所以苏轼上奏朝廷，希望能调任到靠近济南的州县。九月朝命下达，苏轼如愿以偿，被任命为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知州。
月底，苏轼挈带妻子王闰之及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还有家中其他人等，启程离杭。
苏轼兄弟自从熙宁四年九月颍州分别，至今已是三年不见，苏轼原计划经由海州绕道济南探望弟弟，谁知时入严冬，海州通往济南的青河冰冻停航。苏轼无可奈何，只得冒着寒风直接奔赴密州。
第四章 惟有悯农心尚在
抵达密州任所，苏轼开始调查蝗灾受害情况
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三日，苏轼抵达密州任所，下车伊始，便着手调查蝗灾之害的情况。
身为一郡之守，苏轼认为有责任挺身而出，为民请命
上任不到两月，便接连上书。先有《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然后又有《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如实反映密州旱蝗的严重情况，请求朝廷豁免秋税，或者暂停回收青苗钱，以资救济。
在这些言事书中，苏轼还花了大量的篇幅评说新法。可以看出来，此时，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仍然坚持固有的反变法立场，声称“民非独病旱蝗也”（《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对正在实行的方田均税法、手实法，乃至即将在密州推广的官盐专卖法等，逐条予以批评，并表示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对于新法的某些内容，如免役法，他不再全盘否定，而是提出一些改良的意见，与执政者商榷，以便更易施行。
熙宁七年(1074)四月，朝廷的人事安排发生了重大变动，迫于反变法派的巨大压力，神宗皇帝不得已罢去王安石来平息众议，但仍然坚持变法的大方向，任命韩绛为宰相，任命王安石最为倚重的变法派人士吕惠卿为参知政事。
密州是汉代精通黄老之术的隐士盖公的故里，为了纪念这位古代先贤，苏轼特意在府衙之北修建了盖公堂，表达景仰之情，并在新堂落成之际，撰写了《盖公堂记》。
和在杭州相比，密州的生活艰苦了许多，也寂寞了许多
重读《庄子》，苏轼豁然开朗，开始重新面对并接纳密州的生活
于是，他重读《庄子》，这部早在少年时代就已令他心醉神迷的奇妙著作，如今又一次将他深深吸引。书中，庄子以他充满诗意的笔调，塑造了一种与自然合一的理想人格。具备这种理想人格的“至人”，在心灵上、在精神上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条件，纯任自然，获得绝对自由，从而超越于生死、贵贱、贫富、毁誉之外。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呢？庄子提供了两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其一是顺应自然，乐天安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大宗师》）也就是俗语所说的知足而常乐。其二则是齐物思想。庄子认为，感觉经验是千差万别的，譬如人喜欢吃牛羊肉，而鹿、蜈蚣、猫头鹰则分别喜欢吃草、蛇和老鼠；人人都说毛嫱、丽姬美艳绝伦，而鱼、鸟、麋鹿见了她们则或沉水，或高飞，或逃散，可见一切都是相对的，美丑、善恶并没有客观的标准，对错、苦乐也全在一念之间。苏轼在年少时读《庄子》，就有一种妙处神会的感觉，但毕竟未历世事，没有切身的体会。如今满怀着现实的苦恼重温这些富有启示性的哲学道理，心头常常涌起豁然开朗、如获至宝的快慰，时时忍不住拍案叫绝。
思想的苦闷解除了，精神上也就渐渐安定下来。苏轼派人到附近山上伐木，修理破败的官舍，整治荒芜的庭园，以作长久安居之计。官舍之北，有一座废旧的城台，顺便稍加修葺，便成了一处“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可以登临远眺的休闲胜地。“雨雪之朝，风月之夕”，苏轼常常与朋友“相与登览，放意肆志”，乐趣无穷。苏辙永远是哥哥的知音，当时他还在济南，听说之后，特意为这座城台取名为“超然”，苏轼因此而作《超然台记》以表明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思想。
苏轼的词的创作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
熙宁八年十月，为答谢常山山神赐雨而重修的常山庙落成，苏轼亲往祭祀，归来途中，他与同僚们举行了一次会猎。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次年中秋
::: info《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带着遗憾，带着依恋，苏轼离开密州，奔赴新任
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中旬，带着遗憾，带着依恋，苏轼离开密州，奔赴河中府新任。
苏轼身披蓑衣，脚穿草鞋，亲自指挥并参与抗洪抢险的战斗
似真似幻的梦境，使苏轼想起了许多许多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徐州城内也有不少可供登临凭吊的古迹，其中燕子楼最令多情的文人流连伤感。
不仅徐州本地的文人争相与苏轼交往，外地的士人也纷纷向他靠拢
除了黄庭坚和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zhì)也先后求列于苏轼的门下，因被称为“苏门六君子”，前四人又称为“苏门四学士”，这些人日后都成为北宋文坛上的璀璨文星。
诗僧参寥也在这个时候来到苏轼的生活中。他是由秦观引见，风尘仆仆地从杭州赶来的。
三月，朝廷令下，苏轼移任湖州知州
元丰二年三月，朝廷令下，苏轼移任湖州知州。
第五章 柏台霜气夜凄凄
熙宁四年由京赴杭，熙宁七年调任密州，元丰二年移知湖州，这已是他第三次在这条路线上奔波游历。
沧桑往事引发的情感洪流，使苏轼陷入关于人生终极性问题的哲理思考
扬州的平山堂，是三十年前欧阳修任知州时修建的名胜，凭栏远眺，江南诸峰好似拱列檐下，与楹廊齐肩，故取名“平山”。
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四月二十日抵达湖州任所。
苏轼成为一帮小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王珪则是著名的“三旨”相公：请圣旨，得圣旨，传圣旨，毫无政见可言。
王珪庸人为相，嫉贤妒能，不能容忍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他与参知政事蔡确联手，首先整垮了另一名参知政事元绛，接着又向吴充背后射冷箭，逼得吴充再三上表请求罢相；另一方面，又与几位亲信权御史中丞（御史台代理长官）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权，代理；里行，见习）何正臣、舒亶(dǎn)等人结成攻守同盟，随时关注，以防有不合他们心意的人出头。
一个周密的围剿计划，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出笼了
神宗：“将苏轼谤讪朝政一案送交御史台根勘闻奏。”
苏轼浑然不知厄运已经逼近
苏轼遭李定弹劾，王诜最早得到消息。王诜，字晋卿，是开国元勋王全斌的后代，神宗的妹妹魏国大长公主的驸马。他长于山水画，与苏轼交往密切，感情深厚。听到这一消息万分震惊，连忙派人火速赶往南都（今河南商丘）通知苏辙。苏辙闻知亦如五雷轰顶，立刻派人飞奔湖州，希望能赶在皇甫遵之前，让苏轼有个心理准备。
七月初七这天，秋阳似火，苏轼在家晾晒书画，看到表兄文同所绘赠的《筼筜(yún dānɡ)谷偃竹（风中仰斜的竹子）》。这时文同死去已经半年，苏轼睹物思人，掩卷痛哭，写下《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文，以抒发对这位至亲好友的悼念之情。
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等这批如狼似虎的吏卒悻悻离去，面对一片狼藉，性情温和的王夫人也不禁心头火起，愤愤地说：“都是吟诗作文造的祸，写诗究竟有什么好处，把我们吓了个半死！”于是一气之下，将家中残存的手稿付之一炬。
将近两个月的审讯中，苏轼经受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汴京，随即投入御史台一间阴暗狭窄的单人牢房。御史台位于京城内东澄街北，和一般建筑坐北朝南的格局不同，御史台的大门是北向而开的，取阴杀之义。四周遍植柏树，乌鸦栖居其上，所以御史台又称为“乌台”或“柏台”。宋朝刑法规定，“凡群臣犯法，大者多下御史台，小则大理寺、开封府鞫治。”（元·脱脱《宋史·刑法志》）苏轼这桩案子既由皇帝御批，自然属于大案。
代表公道与正义的救赎活动在民间展开时，朝中也有少数士大夫仗义执言
七月中旬，从王诜的信使口中得知苏轼即将就逮，苏辙就连夜赶写了一份奏章，请求解除自己现有的官职为兄赎罪。
在囚禁整整一百三十天之后，苏轼终于从幽暗的监牢里走了出来
二月二十八日做出终审判决，从轻发落：苏轼贬官黄州。其余牵入本案的大小官吏，视其情节轻重，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王诜身为驸马都尉，皇亲国戚，与苏轼往来最密，收受讥讽文字最多，案发后泄露机密，“奏事不实”，被削除一切官职爵位；苏辙代兄受过，贬官筠州；王巩与苏轼交往密切，虽无具体罪状，也被远谪宾州，大概其中另有私怨，御史们乘机报复；其余收受有讥讽文字而不主动上缴的二十二人，张方平、李清臣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陈襄、李常、孙觉、黄庭坚等各罚铜二十斤。
苏轼在御史台差役的押送下，启程前往黄州贬所
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汴京城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爆竹声声一岁除，春风入户暖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元日》）在这繁华热闹的时刻，苏轼在御史台的差役押送之下，启程前往黄州贬所，苏迈徒步相随。
第六章 吟啸徐行迎风雨
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抵达黄州。
他的正式官衔是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他的正式官衔是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 info《卜算子·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
苏轼所寻求的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救赎
原始佛教的教义不承认有全能的、绝对主宰的“神”，也不接受人有永恒不变的灵魂这种观念，也就是说，它不以外在的、虚无飘渺的超自然力量为最终凭借，无论是对无限生命的憧憬，还是对人生苦恼的解脱，都是从人类的内心寻求答案，种种心生即惹魔障，一心不乱即是见道。要达到一心不乱的澄净空明的心灵境界，则须依据戒、定、慧三个方面，加以勤奋精进的自我修持。
不少老友至亲，频频来信问候，甚至千里相寻，专程来黄州探望
元丰六年，王巩遇赦北归，绕道来到黄州与苏轼相见。随行有一位侍妾名叫柔奴，眉目媚丽，歌喉美妙，从小生长在京师。王巩南迁，家属都留在南都岳父张方平家，柔奴毅然陪同前往。三年来与王巩同甘共苦，无怨无悔。来到黄州后，苏轼问她：“广南风土应是不好？”
柔奴回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苏轼十分敬佩这位品格超凡的女子，感激她在生活上、精神上给予密友王巩的照顾与慰藉，热情地写词歌颂：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
苏轼带领全家早出晚归，开荒垦地
元丰四年(1081)二月开始，他亲自带领全家老少早出晚归，开荒垦地。
一家人勤勤恳恳地过起了农家的日子
居易任忠州刺史时，曾在忠州东坡垦地种花，写有《步东坡》等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苏轼这块新垦的荒地恰在黄州东门之外，于是沿引白居易的故事，将其取名为“东坡”，他也自号“东坡居士”。居士原是对在家修行的佛教徒的称呼，这里指追求清高、对世事淡泊的人。这个自号意味着苏轼对白居易晚年“知足保和”思想作风的仰慕，意味着苏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佛老思想成为他在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
第二年正月，趁着农闲，苏轼在园中选择一块地势开阔的高地伐木垒砖，修筑一座五间房的农舍.这座粗朴的屋子，在春雪纷飞中建成，苏轼在正厅的四壁画满雪景，并命名为“雪堂”。雪堂南对四望亭，北临山泉，纵目四顾，景色如画。
东坡羹
东坡肉
苏轼对道家养生之术的兴趣达到了极致
苏轼人生思想的特点是“杂”：既表现为儒、佛、道思想因素同时贯穿他的一生，又表现为这三种思想因素的经常互相否定。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苏轼却以“内儒外道”的形式将其统一起来。就像白居易晚年所倡导的那样：修身以儒，治心以佛，养生以道。在宋代三教合一日益成为思想界一般潮流的情势下，苏轼对此濡染甚深，并且具体化为以下形式：任职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贬居时期以佛老思想为主。两件思想武器随着生活境遇的不同而交替使用。这又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的旨趣相同。黄州时期，苏轼以佛、老思想作为主要的处世哲学，但是，他对于佛、老思想的吸取，是有所选择和保留的。
苏轼躲在书斋，著书立说，以期有补于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寒食雨二首》其一）
在黄州住定不久，他便开始研究《论语》，以阐发孔子的政治思想，穷一年之力，写成《论语说》五卷，“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与滕达道》）。接着又开始续写《易传》一书，这是父亲苏洵晚年未竟的事业，临终前遗命苏轼、苏辙最后完成。多年来，兄弟俩仕途奔波，无暇著述，直到现在，苏轼才有时间整理父亲的遗稿，又将弟弟平日读《易》的札记拿来，加入自己的心得体会，编撰成书。这两部著作分别训释儒家经典《论语》和《易经》，代表了苏轼的学术思想。
第七章 三咏赤壁成绝唱
在自然的怀抱中苏轼无忧无虑，享受着官居时不可能拥有的自在与闲逸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
三月七日，苏轼在几位熟识的朋友陪同下，前往沙湖相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
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苏轼写下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前赤壁赋》正是苏轼在厄运中，坚持人生理想，超越苦难的心灵缩影
赋原是从《楚辞》发展而成的传统文体之一。经过“汉赋”、魏晋“抒情小赋”直到唐代“律赋”的曲折发展，赋的创作颇为沉寂。发展到宋朝，逐渐走向散文化；但仍适当运用传统赋的铺张排比的手法，讲究词采，杂以骈偶韵语，成为一种类似散文的赋。
空灵奇幻的《后赤壁赋》是对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自然妙旨的形象注解
十二月十九日，朋友们在赤壁之下摆酒设宴，庆贺苏轼四十七岁生日
雪堂之中，高人满堂、奇士盈庭，三教九流如百川归海，一齐汇聚于苏轼的麾下
在五月间，在临皋亭附近的高坡上，苏轼又有一处新居落成。这座新屋的修建得力于与他同年进士及第的蔡景繁。景繁现任淮南转运副使，黄州是他所辖范围，元丰五年十月，他巡视属邑，来到黄州，专程到临皋亭看望苏轼，见他住处狭窄，便出资替他盖了三间瓦房，苏轼将这处新居取名为南堂。
苏轼善于从普通生活中发现美感，从而实现了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
苏轼的朋友圈中，如今又增加了一个新近谪居黄州的张怀民。怀民初来乍到，暂且寓居在承天寺，同时在江边选了一块地方，准备营造新居。新屋动工之前，却在旁边先建了一座可供游赏的亭子，苏轼以战国时代宋玉《风赋》中“快哉，此风”一句命名为“快哉亭”。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记承天寺夜游》）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临皋闲题》）
第八章 投老江湖终不失
元丰七年(1084)三月中旬，苏轼循例上了《谢量移汝州表》，随后便忙着收拾行李，准备离黄。
初入庐山，苏轼心中蓄满了惊叹与喜悦
开先寺位于五老峰下，原为南唐中主李璟年少时的读书堂，在他即位之后，下诏改建为寺庙。
应佛印禅师之邀，苏轼与参寥重上匡庐
神交已久的佛印禅师年前离开庐山归宗寺，任润州金山寺住持，最近回庐山办事，仍住归宗寺，派专人捎信邀请苏轼同游庐山。苏轼闻讯，即与参寥重上匡庐。佛印，又名了元，字觉老，他才思俊迈，风韵飘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是当时名动朝野的人物，佛印之号，即为神宗所赐。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在逗留金陵的一个月中，苏轼频繁地出入于半山园
在逗留金陵的一个月中，苏轼频繁地出入于半山园，成为王安石家里的常客。
正当苏轼悠然自在地过着田园生活，又接到了重新起用的诏令
自从三月初一，神宗病重无法视朝，应群臣的请求，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
三月十七日司马光应诏入京，五月二十六日拜门下侍郎（副宰相），第二年（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二日，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北宋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史称“元祐更化”。
佛教以地、火、水、风为构成世界的四大物质，而人亦是世界万物之一
五蕴，是指色、受、想、行、识五种构成世界和生命的物质与精神因素，地、水、火、风四大即包括在色蕴之中。
六月下旬，苏轼便接到了朝廷的诏令：以朝奉郎起知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军州事。
第九章 华灯飞盖寓京华
元丰八年七月下旬，苏轼启程前往登州
元丰八年(1085)七月下旬，苏轼启程前往登州。和往常一样，沿途游山玩水、访朋问友，因此，直到八月下旬，还逗留在润州一带。
一条世人所渴慕的黄金大道已在苏轼面前展开
苏轼于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上旬末抵达汴京就任礼部郎中，不到十天，又接到新的任命，迁为起居舍人。
元丰改制以后，门下省的起居郎、中书省的起居舍人，同领修起居注的职责，记录皇帝言行，合称为左右史。皇帝御正殿时，起居郎与起居舍人侍立两侧，皇帝外出时，则为左右随从。凡礼乐法度的因革损益，文武百官的任免赏罚，群臣进对，临幸引见，朝廷所有大小事务，起居舍人皆参与其中。
元祐元年(1086)正月的一天，瑞雪纷飞，皇城内外一派银装素裹。苏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皇帝有旨，诏赐绯（红）袍银鱼袋。在封建时代，官服的颜色最鲜明地表现官员品位的高低。北宋前期，官分九品（每品分正、从，四品以下正、从之中又各分上、下，共三十阶），服色分紫、红、绿、青四种。元丰改制以后，官分九品（每品分正、从，共十八阶），服色分三种：七品以下官员穿绿袍，五、六品官员穿绯袍，四品以上官员穿紫袍。鱼袋则是系在官服腰带后面的一个重要佩件，是高级文官的标志。太宗雍熙年间规定：服紫者佩金鱼袋，服绯者佩银鱼袋。苏轼现已是从六品官员，所以依例着绯戴银。
苏轼任起居舍人不出三个月，又有一道特诏下达：诏令苏轼免试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一职位居四品，例兼知制诰。据《宋史·职官志》：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分掌内外制。学士掌内制，舍人掌外制，称为两制。制，即皇帝的命令。凡是有关任免百官、改革旧政、宽赦俘虏等政令，都属外制，由中书舍人起草，如果事有失当或除授非其人，可奏请皇帝重新考虑，实际上已正式参与大政方针的讨论及朝廷百官的选派，地位显赫。而且，按规定，“知制诰”必须先考试然后任命，宋朝开国百余年来，免试任命者，仅陈尧佐、杨亿、欧阳修三人。如今苏轼也荣登此列，不能不说是非常的恩宠。再三辞免不允，苏轼脱下绯银，换上紫金。
元祐元年九月，苏轼再次获得荣升，奉诏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正三品），专掌内制，承命撰写有关任命将相大臣，册立皇后、太子等事的文书，以及与周边国家往来的国书等。对大臣奏章的批答亦在其职责范围之内。作为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翰林学士知制诰从中唐以来就有“内相”之称，往往是“将相之储”。
元祐二年八月，在原有官职的基础上，苏轼又兼任了经筵侍读。经筵是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侍读则是皇帝的老师。每年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冬至日，逢单日入侍讲读。
荣华富贵的热闹场中，苏轼依旧过着恬淡简朴的生活
在兄弟之情与天伦之乐的脉脉温情中，苏轼休息着疲惫的身心
就在苏轼奉命回朝之际，苏辙也于元丰八年底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回，元祐元年正月下旬抵达京师，随即改任右司谏。和哥哥一样，在此后的几年中，苏辙不断获得升迁，历任起居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御史中丞，元祐六年官拜尚书右丞，第二年再迁为门下侍郎（副宰相）。
元祐元年春末，苏轼以中书舍人侍立迩英阁，同年秋冬之交，苏辙也以起居郎相继入侍。迩英阁在崇政殿西南，是侍读给皇帝讲课的地方。这里冬暖夏凉，环境极为优雅，阁前有两株百年古槐，枝叶拂地，状如龙蛇，有人称之为凤凰槐。阁后是一片竹林，微风过处，龙吟细细，凤尾潇潇。朝臣侍立迩英，陪皇帝听讲，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苏轼兄弟二人同时荣膺此选，当时即在朝中传为美谈，苏轼也对此颇感荣幸。
苏轼兄弟和门人弟子，与王诜、米芾、李公麟等书画大家诗酒流连
元祐时期李公麟为苏轼画了一张写真，至今仍然流传于世。画中苏轼，乌帽道服，轻松地斜坐在石头上，左手拿一根藤杖，横置膝前，眉目细长，神情疏朗，右颊几粒黑痣清晰可数，黄庭坚说：“极似子瞻醉时意态。”
第十章 四任知州泽生民
苏轼抛弃过去的偏见，成为免役法的坚定维护者
司马光字君实，宋仁宗宝元进士，历仕四朝，在北宋政坛声望卓著。他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立身处世十分谨严，是一位正直忠信的贤人君子。自从熙宁三年与王安石议政不合，便退居洛阳，带领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潜心修撰《资治通鉴》，十五年不问世事，但他既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又作为熙宁政坛反变法派的领袖而令世人记忆犹新，因此，自王安石退隐之后，即被舆论推为“真相”。人们希望他出来主持朝政。司马光此番进京，所到之处，百姓遮道聚观，拥塞道路，以至于马不能行，人们纷纷哀泣：“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元·脱脱《宋史·司马光传》），请求他一定要留在京城，辅佐君王。
元丰八年七月罢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法，十二月罢市易法、保马法，紧接着，对免役法的罢废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在免役法的存废问题上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各种政治立场的人物都被卷入论争，众说纷纭，争执不已。
一旦卷入这场政治大辩论，他便完全抛弃过去的偏见，成为免役法的大力维护者。
元祐二年二月六日，朝廷正式下诏，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
苏轼当众嘲笑程颐，遗下无穷后患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往往充满了偶然的巧合。当宋仁宗嘉祐元年，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进京应试时，程珦也与二子程颢、程颐同一年抵达京城。二苏连名中第，二程则因先入国子监就学，后国子监解额减半，仅程颢一人登科。在此后的岁月，他们沿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向前发展，在不同的领域里各领风骚。没想到，到了元祐年间，二苏、程颐又同在京城，各立门户，自树宗派，竟至演成旷日持久的“洛蜀党争”，成为历史上的一桩公案。程颢、程颐兄弟是洛阳人，苏轼、苏辙兄弟是四川人，洛党、蜀党即由此得名。
程颐，世称伊川先生，青少年时代与哥哥程颢一起师从北宋理学创始人周敦颐，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英宗、神宗两朝，大臣屡次推荐，他都不肯出仕，授徒讲学三十余年，门人弟子遍布朝野，在当时政界影响很大。哲宗即位之后，司马光、吕公著联名举荐，任崇政殿说书。程颐想到少年皇帝的教育，关系国家未来的治乱盛衰，所以，在年过半百之际欣然出山就职。按照宋朝的官制，经筵讲官，地位高的为侍讲、侍读，位卑资浅的为说书，程颐以布衣的身份初入仕途，担任这一从七品的职务，作为帝王之师，乃是一种非常的荣耀。
洛学弟子为老师报一箭之仇，引起元祐党争的公开爆发
忽然传出来一个谣言：朝廷认为朱光庭所言非是，将要罢去他的左正言之职。一石激起千层浪，苏轼当初为争免役法而得罪的那帮官员也按捺不住，纷纷登场，合力围攻，元祐党争由此公开爆发，“遂有洛党（河南派）、蜀党（四川派）、朔党（河北派）之号。洛党以（程）颐为首，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而吕陶等为辅；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而辅之者尤众”（清·毕沅《续资治通鉴》），苏轼陷身其中而无法自拔。
苏轼在党争的旋涡中进退维谷，一再以疾病为由请求外任
元祐四年(1089)三月十六日，朝廷终于批准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管辖隶属于浙西路的六个州郡）兼杭州知州。
苏轼对杭州挚爱依旧，决心尽自己的努力使山水增色，为民众造福
苏轼于元祐四年七月三日抵达杭州任上。
一到杭州，苏轼所面对的便是严重的灾情。
圣散子是苏轼谪居黄州时从老友巢谷那里得来的治疗瘟疫的秘方。
据说，安乐坊是我国第一所面向民众的官办医院。这所病坊后来搬到西湖边，改名为安济坊，直到苏轼去世时依然存在。
治理杭州六井。
在杭州父老强烈要求下，苏轼克服一切困难，全面治理西湖
苏轼上任不到一年，战饥荒，驱疾疫，疏浚两河，整治六井，雷厉风行，政绩卓著，赢得了杭州百姓一致的爱戴与信赖。
为了纪念苏轼，杭州人民将这道新筑的长堤称为“苏公堤”，后人简称为“苏堤”。历经千年，“苏堤春晓”今天依然是引人入胜的“西湖十景”之一。
尽管年过半百，饱经风霜，苏轼对国家与民众的挚爱丝毫也没有变得淡漠
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朝廷诏下，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
苏轼于五月二十六日抵达京城，寄住在弟弟的家里，六月一日就任翰林承旨兼侍读。
苏轼抵达扬州，上疏朝廷请求宽免积欠，并毅然停办万花会
”二年阅三州”（元祐六年、元祐七年，杭州、颍州、扬州）
元祐八年九月三日，高太后去世，政局又将有大的翻覆
元祐七年，哲宗皇帝年已十八，即将亲自主持朝政。前一年十月举行初幸太学的大典，今年四月举行大婚仪式，册立皇后，紧接着又开始筹办冬季的郊祀之礼（古代帝王在郊外祭祀天地的仪式），这些都是亲政之前的必要程序。
元祐八年三月至五月，御史黄庆基、董敦逸连上七道弹章，重提洛蜀党争的老话题，并从六七年前苏轼任中书舍人时所撰写的制诰中，摘取片言只语，断章取义，指责他“讪谤先帝”。
八月一日，一个沉重的打击突然降临在苏轼的身上，与他同甘共苦二十五年的贤妻王闰之夫人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六岁。
九月三日，主持“元祐更化”的高太后病逝，哲宗亲政。
苏轼已于高太后去世之前获准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军州事，由于变故连连，迟至九月中下旬才离京赴任。
苏轼在果断地整顿武备的同时，心情却是忐忑不安的
元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苏轼抵达定州任上。
第十一章 白头萧散谪岭海
元祐九年(1094)四月十二日，哲宗下诏改年号为“绍圣”，意思是继承神宗朝的施政方针。
苏轼千里迢迢奔赴贬所，一路上，朝廷五改谪命
三月二十六日，苏辙即因反对正在朝中热烈酝酿的“绍述”之说而去职离京，谪守汝州。
闰四月三日，诰命下达：苏轼落两职（取消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的称号），追一官（撤销定州知州之任），以左朝奉郎（文职的一种官员，正六品上）、知英州（治所在广东英德）军州事。
再降为充左承议郎（正六品下）仍知英州。
诏苏轼合叙复日不得与叙复。（引自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
按照宋朝官制，官员每隔一定年限，如无重大过失，即可调级升官（即叙官），这道诰命即取消了苏轼叙官的资格。至此，已是三改谪命。
第四次降官处置的诰命：落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治所在今江西南城）司马（属官），惠州（治所在今广东惠阳东）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苏轼到了庐陵（今江西吉安），朝廷这时已是五改诏令：落建昌军司马，贬宁远军（治所在今湖南宁远）节度副使（地位比司马低的属官），仍惠州安置。
苏轼于绍圣元年十月二日抵达惠州贬所
名满天下的苏轼虽是贬谪而来，地方上仍待以殊礼，他被特许在三司行衙（北宋最高财政机构的官员按临本地时所住的宾馆）的合江楼暂住。
十几天后，苏轼又像初贬黄州时一样，搬迁到一座佛寺—嘉祐寺，伴着晨钟暮鼓，在一种极为熟悉而亲切的氛围中住了下来。
新居还未建成，家中又遭变故
绍圣三年三月，苏轼买下白鹤峰上的几亩隙地。
在架设房梁的那天，苏轼依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亲自撰写《白鹤新居上梁文》
绍圣三年七月，苏轼的爱妾朝云病逝，年仅三十四岁。
绍圣四年又一个不祥的四月，苏轼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
朝云病亡半年之后，白鹤新居落成，苏轼终于有了安居之所。而长子苏迈全家和苏过的家眷，经过一年艰难的远途跋涉，也来到了惠州。
四月，责授琼州（治所在今海南琼山县）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治所在今海南儋县）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在精神的领域苏轼永远是富翁，他仍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绍圣五年(1098)三月，以残酷迫害元祐诸臣而著称的湖南提举常平官董必受命按察岭南。雷州知州张逢因款留苏轼、为苏辙租房而遭弹劾，儋州军使张中因修缮伦江驿使苏轼得以安居也遭检举。此外海康县令陈谔、本路提刑梁子美等都因与苏氏兄弟往来而受到轻重不等的处罚。苏辙再贬循州（今广东龙川县）。当时随同察访的彭子民不愿对苏轼相逼太急，竟流着眼泪劝告董必说：“人人家各有子孙。”
苏轼无处可居，只得在城南桄榔树下买地筑屋。
茅屋共有五间，四周尽是桄榔树，苏轼摘叶书铭，把新居叫作“桄榔庵“
元符三年正月，朝廷政局又发生了大的变化
元符三年正月初九，哲宗崩逝，因为没有儿子，由弟弟赵佶继位，是为徽宗。神宗妻向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形势向着有利于元祐臣僚的方向发展。二月大赦天下，元祐诸臣纷纷内移。
五月，朝廷诏下儋州，苏轼以琼州别驾，廉州（广西合浦）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第十二章 皇天后土同悲悼
苏轼与秦观雷州相会，竟成永诀
元符三年(1100)二月，苏轼因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而量移廉州的同时，“苏门四学士”也都纷纷获诏，或内迁，或重被起用。张耒通判黄州，晁补之签书武宁军判官，黄庭坚监鄂州在城盐税。他们三人贬所均在岭北，此时相继奔波道途，赶赴新命。唯有秦观编管雷州，与苏轼仅一海之隔，蒙恩量移英州，尚未出发。五月中旬，苏轼离开海南之前，即致书秦观，告知启程日期，相约于徐闻一见。
秦观北行至藤州（今广西藤县），“伤暑困卧”，于八月十二日不幸逝世，此一别竟成永诀！
十一月中旬，他又一次接到朝廷诰命：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
重登大庾岭，苏轼思绪飞转，诗潮泉涌
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旦刚过，苏轼北返到达大庾岭。在宋代一般官员们的心目中，这座山岭具有特殊的含义。他们若一旦贬官岭表，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消歇，少有北还的希望。当时有所谓“春（广东阳春）、循（广东龙川）、梅（广东梅县）、新（广东新兴），与死为邻；高（广东高州）、窦（广东信宜）、雷（广东雷州）、化（广东化州），说着也怕”的民谚。环境的凶险恶劣，对任何人的心灵都是一种威胁与震慑。
四方震悼，山河同悲
二十八日，苏轼处于弥留状态，他已失去听觉、视觉，维琳在他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
苏轼喃喃回应道：“西方不无，但此中着力不得！”
钱济明在旁，也凑近耳畔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
苏轼又道：“着力即差！”
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不答，湛然而逝，时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
【想法】
嘉祐二年(1057)三月，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这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嘉祐六年(1061)八月，参加制科考试，苏轼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入第三等。宋代制科惯例，一、二等皆虚设，实际最高等级为第三等，其次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自北宋开制科以来，只有吴育一人得过第三次等，苏轼破天荒得第三等。
苏轼一度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正三品），兼任经筵侍读（“帝王之师”），但是苏轼的官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要么自请外任要么被贬外任。
神宗、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倾向“国计”而忽视“民生”。新法实行之后，国家收入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百姓的负担也日益加重。』苏轼站在了反变法派一边。后司马光主政，废除新法，苏轼在地方任职，看到了免役法的可取之处，成为免役法的大力维护者。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个性极为执拗』，一旦认准的事就听不进反对的意见。又历”元祐党争“。苏轼选择自请去地方任职。
乌台诗案，苏轼被囚禁整整一百三十天之后才获释，被贬黄州，包含其弟苏辙在内的多人受累被贬或被罚钱。
哲宗绍兴元年，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一贬再贬，最终贬到海南岛儋州。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在地方任职（被贬时，甚至无权签署公事），他做了许多利于民生的事情。
工作之余，他有机会在各地游玩名胜古迹、拜访古刹名僧，写下了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诗词文章，『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江城子·密州出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石钟山记》等。
他经历过贫困，但也因此留下了美食配方，『他做的东坡羹便很有名，吃过的人都觉得味道十分鲜美，纷纷向他请教。』『他做的东坡肉更是享誉千载的名肴。』
死亡总是不合时宜的给人生带来不幸，嘉祐二年（1057），母亲程氏夫人于四月初八日病故，临终之际，还不知道一双爱子已在京城双双高中。宋英宗赵曙治平二年（1065）五月二十八日，夫人王弗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留下不满七岁的儿子苏迈。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又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元祐八年（1093）八月一日，与他同甘共苦二十五年的贤妻王闰之夫人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六岁。绍圣三年（1096）七月，苏轼的爱妾朝云病逝，年仅三十四岁。而这一次，是他自己的死亡，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
苏轼是诗、词、文、赋各方面的全才，留下许多经典的作品，是豪放派词人的先驱，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艺术上也是大家，在书法上，苏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代书法四大家，他的《寒食帖》更是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在绘画上，苏轼是“文湖州竹派”的重要人物，与米芾等倡文人墨戏画派，至今有《枯木怪石图》存世。在政治上，他一度任正三品高官、为帝王讲述学问。苏轼堪称古代文人的典范。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