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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美国政党政治:美国两党精英访谈》

【文摘】

序 剖析美国两党制 王绍光

大众党一般有指导自己前进方向的党纲(constitution)​,有按时缴纳党费的党员,有经常开展活动的各级党组织。而美式精英党却是“三无”政党:它们没有党纲,只有每次为竞选临时提出的政纲(platform)​;它们没有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党候选人的“党人”​(party affiliation)​;它们没有严密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

大众党的组织方式使得普通党员有可能影响党的走向,从而影响国家的走向。而精英党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它们只关心一件事,即在下一次选举中,本党政客能否上台。精英党希望看到的是粉丝型“党人”​:选举时,召之即来,很热闹;选后,挥之即去,春梦无痕。

在美国这种两个精英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绝大多数“党人”的作用限于每隔几年在选举中投一次票,其他时间便几乎无声无息,留下党派活跃分子或精英分子为下一次选举进行筹备(其关键是募款)​。对这些“党人”而言,他们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是在选举中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候选人。

而在绝大部分选区,​“党人”的选择余地更小,因为两党通过调整各个选区的边界,划分出大量民主党人聚集区或共和党人聚集区​。在“共和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民主党”是浪费;在“民主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共和党”是浪费。实际上,在绝大多数选区,选举结果早已在选区划分的博弈中就决定了。

无论独立选民怎么做都意味着,美国近一半的民众无法用选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任何当选的政党或政客都不可能得到超过三分之一民众的真心支持。

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根本差异——皮特·威尔森(前加州州长、美国前参议员)访谈

在联邦和州层面的两党对立的原因,是过去十年增加公共部门雇员数量的倾向逐渐占了上风,极大地增强了公共雇员工会势力,增强了公共雇员工会领导人的政治影响力,以至于有能力影响立法。

公共雇员工会逐渐壮大之后,他们通过投票选举民主党人进入联邦和州的办公室,把政府变得更倾向自由主义。

公共雇员能够更好地资助民主党人赢得选举。工会从工会成员的工资中强制抽取一部分,这么做并没有事先获得成员的同意。​“被捐款”的工会成员有什么话语权吗?没有!有话语权的是公共雇员工会的领导人。

两党的另一个差异,就是民主党更倾向于“大政府”​,而共和党人支持的是“小政府”​;民主党人希望增加税收和监管,而共和党人希望减少。

目前美国政治处于无解的僵局中——吉姆·斯莱特里(美国前众议员)访谈

共和党是中间略偏右,民主党是中间略偏左,自由派则是更加偏左。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辩论是在极左的自由派和极右的保守派之间展开的,处于中间的温和派实际上占美国的大多数,但如果只听美国政坛辩论的话,你会觉得只有极左和极右两种力量的存在。

非美国人最难理解的一个美国政治议题,是与宗教相关的社会问题,这一议题对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巨大。比如堕胎问题。堕胎是否应该合法化,妇女有无权利决定是否堕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允许堕胎,美国国内对堕胎的相关问题有着激烈的辩论。

如果不理解美国的宗教的力量,你就无法理解美国的政治。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歧,一面是涉及个人自由,另一面是社区责任。民主党人倾向于相信政府可以也应该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共和党人则非常怀疑这一点,他们不相信政府,他们更重视保护个人的自由。

中国在向前走,美国则被困住——丹尼斯·约翰逊(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访谈

竞选的外部赞助都来自特别的利益集团,现在资助的数量完全压倒了政党通常在竞选中提供的经费。政党提供的经费筹集来自个人。现在党外的利益集团直接将资金给他们所支持的竞选人,这也是造成很多人出来竞选的原因。

两党的作用现在都是有限的。目前的作用包括:第一,筹集竞选资金;第二,负责征募候选人进行较低层位置的竞选。

美国政党权力主要体现于参众两院不同党派身份的立法者身上,没有别的。

在党内初选中,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如果你是共和党人,你在初选中必须表现得非常保守。如果你是民主党人,你要表现得更自由派。当进入到真正的总统选举中时,你则要显得更加中立,以便获得更多与你的政治倾向不同的选民的支持。

参议院议事规则阻碍变革——美国联邦参议院匿名人士访谈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美国参议院必须批准总统对行政部门负责人的任命,这叫作建议和同意规则(advice & consent clause)​。宪法没有要求总统必须获得参议院的批准。如果是国际条约,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的支持,但是任命行政职务是没有支持率要求的。一般在没有任何要求的时候,只需要简单多数,也就是超过一半人支持就可以通过了。但是,由于长期习惯和参议院内部的规则,参议员有权力阻止关于某个问题的讨论结束。而如果讨论不结束,就不能进行投票表决,这就叫作“阻挠议事”​(filibuster)​,拖延时间。

三四十年前,美国只有三个大型电视台及两个大通讯社,这些机构没有自己的报纸,但是小报都会转载它们的消息。因为观众读者的选择很少,所以这些媒体的观点也不能太极端,而是应该尽量往中间路线靠。可是现在,尽管电视、报纸的重要性不如以前,但它们都在激烈地争夺观众和读者。为了博取眼球,宣传自己的看法,政治家们的主张就越来越靠左或者右。

大多数美国老百姓是偏左或者中间偏左的,而不是极左。他们集中在东西海岸。美国中部的政治倾向是偏右的。而且一些权力很大的组织和群体,例如大公司、富人也是偏右的。所以有时候美国看上去好像是偏左的,因为我们有一名偏左的总统;但有时候看上去又是偏右的,因为大财团、富人是偏右的。

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北方是开放的,有钱人支持共和党,劳动阶级支持民主党。国会有南方人、北方共和党与北方民主党三大利益集团。南方全是民主党人。

60年代以来,南方越来越不属于民主党,而完全是共和党的地盘。而北方,尤其是东西海岸地区,越来越属于民主党,例如纽约和加州。只有俄亥俄州和中西部的州,还在两党之间摇摆。

现在,人们的看法、意识形态和他所属的党派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硬”​,越来越缺乏弹性了。

共和党是大资本家和小农的联盟。如果没有小农的合作,谁给大资本家投票呢?大资本家有钱,可是能有几个人呢?共和党说服了这些小农,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利益和大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可是现实并非如此。在堕胎、宗教乃至减税方面,两者的意见都是一样的。在减税方面,小农只知道税负越低越好,但是不知道减税其实对大资本家更有利,而且现在利益天平正不断地向大资本家倾斜。

政党在美国的地位正在被弱化——约翰·马蒂亚斯·恩格勒(前密歇根州州长)访谈

近年来,媒体在选举过程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由于媒体的存在,候选人可以直接向民众阐释自己的立场,不再受到政党组织结构的制约。因为候选人可以和民众直接沟通,政党的地位正在被弱化。

竞选资金筹措方式的改变也削弱了政党的作用。早先的竞选活动由政党提供资金支持,而现在候选人可以直接为自己的选举宣传筹资,而其募集的资金远远高于党派提供的金额。这也是政党影响弱化的一个原因。

两极化可能使美国演变为多党政体——罗伊·罗默(前科罗拉多州州长、前美国州长协会主席、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访谈

是什么导致了极端化呢?在共和党内有一群人,拿一些特定的事情,反复说是原则性的事情,自己不会在这些事情上让步。这些事包括堕胎、信仰……他们在宗教问题上对什么是对的以及错的立场非常强硬,在有些事情上也非常反对政府,当然,从任何意义上讲他们从来都坚决反对税收。

我感到除非人们相信政府作为代理人的作用,否则民主无法起到作用。但如果他们持有不要任何人控制他们生活的态度,那对于民主没有任何帮助。

美国政党政治的“去政治化”——拉瑞·巴克尔(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国际事务与法学教授)访谈

同性恋群体只占美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如果你只是看这个群体的绝对数字,就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关注这么细微的问题呢?毕竟他们只是很小的一个群体”​。但是他们通过运动获得的权利和保护,会有溢出效应,会影响到其他人群。

将文化问题政治化,就是通过政治来测量大众对某个文化问题的态度。

“原则政治”​(high politics)和“现实政治”​(low politics)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原则政治”就是我们在书本上看到的政治——政府团结人们、共同求进、人人平等这些原则性的理想。而“现实政治”则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考虑的是如何通过打击对手,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在一个城市中,​“原则政治”可能通过公共辩论,来讨论城市规划。而“现实政治”则会在竞选活动中,把印有煽动性政治标语的贴纸,贴在来参加投票的人的车窗上。遗憾的是,两党现在都深陷于“现实政治”这种短视的党派斗争,使人非常担心美国未来的发展走向。

这种从“原则政治”向“现实政治”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75年里,联邦与州一级的权力逐渐从获选官员手中,流向了行政权力机构。由于行政机构并不依赖选民,这种权力转移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让获选政客们能够在不严重影响实质政策与政府运行的情况下玩民粹政治。我认为这种权力转移是一个全球范围的现象,这种权力的转移所带来的问题正在困扰所有发达国家,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权力从政治家手中,转移到技术性、行政性机构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国家能够很好地解决。

从形式上看,权力转移并没有影响美国宪法的构造与程序。

从功能上看,美国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使选民依赖的政客们有相当大的自由来规避责任,因为实质上的决策功能已经转移到官僚机构了,他们可以不负责任,因为他们的决策已经不能影响美国的运转了。

当今世界深刻的变化,已经不能仅靠民选的政治家来应对了。

目前这种形式与功能脱钩的情况,民众迟早会发现,政治成了极少数拥有专业知识、人脉很广的人才能参与的事情,这会让普通民众感到无力与不平,因为他们丧失了传统上与政治、决策之间的联系。

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包括中国在内,绝大多数依赖全球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国家,都会经历这种变化。当资本、商品、业务在各国之间自由流通的同时,国家主权、国家政治、国家经济的概念被打破了。一个国家无法完全操控国境之内的经济活动。现在,各国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的影响,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而不仅仅通过本国机构来决定了。传统民选政治家的责任正在向专家转移。

我想强调的是,联邦法院法官的任命中,政治色彩非常浓厚。而且宪法也旨在将联邦法院法官任命作为一件政治任务来完成,然后尽可能地符合美国的法律文化。但是,一旦选定了法官,美国将近400年的司法独立传统就赋予了他高度的自由。他可以改变自己的政治倾向,变得非常保守或者极端自由主义。

形式与实质不是完全分开的。对于形式来说,重要的是社会认同感,也就是人们真正相信这种形式。首先,形式需要有各种仪式,例如选举等等“表演”——就像政权交接仪式一样,本身对政治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只是走个过场罢了。但是如果形式和民众的实质性需求完全脱钩的话,民众迟早会发现形式并不能真正满足他们。所以形式和实质是连在一起的。而政治认同感可以通过政党活动得到深化,通过党内民主实践,或者两党交替执政的形式来深化。但是实质性的认同感,则需要通过关注非政治,即行政、社会的行为来加以深化,使人们确信行政人员会恪尽职守。

政治捐款来源与去向需一清二楚——布拉德利·马歇尔(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首席财务官)访谈

美国政府有三个分支:立法(参议院和众议院)​、司法(各级法院)以及行政(负责政府运作)​。

每隔两年,美国每个选区(500000人)会进行选举,挑选众议员。每隔6年会进行参议员选举,每个州有两名参议员。立法机构负责通过法律、预算。

金钱是美国政治中相当敏感的话题——格雷戈里·史雷顿(美国驻百慕大大使)访谈

据美《国会山》​(The Hill)6月16日的报道,奥巴马总统今年以驻外大使的职位回馈了至少19位竞选时的捐款大户和政治盟友。美国外交协会(the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Association)表示,小布什政府大使任命中有30.02%属于政治任命,克林顿政府27.82%,老布什政府31.30%,奥巴马政府属于政治任命的大使则高达32.20%。

在美国政治中,有硬钱(hard money)和软钱(soft money)之分。

所谓“硬钱”是你直接赠与选举活动的钱,它有一个上限,不过每届都会变化,都会比上届稍稍上涨一些,具体是多少我记不清了。​“软钱”是你捐赠给党派的钱,譬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等等,这就是区别所在。​“硬钱”受到的限额控制要更为严格一些。

任何民主政治都需要钱的支持。任何形式的选举、任何国家都概莫能外。

候选人能够代表党的理念——艾利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名誉秘书长)访谈

亚当斯和汉密尔顿自称“whigs”​(辉格党)​,它事实上就是今日共和党的前身;而杰弗逊则被认为是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182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当选美国总统之后(1829—1837)​,被视为平民英雄的他与杰弗逊共同被认为是民主党的创始人,美国民主党聚会因此经常被称为“杰弗逊杰克逊晚餐”​。民主党信奉草根主义,而共和党则信奉精英主义治国的理念。

美国的政治体制在中国是卖不出去的——洛恩·克拉纳(国际共和研究所主席)访谈

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IRI)是美国在国外推销其“民主计划”的“民主核心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IRI与国际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NDI)这两大研究所均接受来自美国国会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的财政支持。在全球范围内,今天几乎所有国家发生的政变与叛乱都与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004年海地政变,2009年洪都拉斯政变,东欧的“颜色革命”以及中东的“ 阿拉伯之春”​。

我认为两党的对立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的政治体系并非完美。我还得重申,民主并不一定能带来好的结果,它只能保证在结果不好的时候,你有能力去修正错误。

我在其他国家一直和大家说,民主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过程。这就像驾驶一艘帆船,根据风向和洋流不断调整航向,以便到达目的地。民主不能立刻把你带到最完美的状态,或者脱胎换骨,作为一种体系,是让你有能力不断修正前进的方向。

国际民主研究所在全球65个国家设有办公室——肯尼斯·沃拉克(国际民主研究所主席)访谈

国际社会主义是各种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集合体,另一个集团就是国际自由联盟(Liberal International)​,是所有自由党的联合,还有基督教民主国际(Christian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这三个集团代表了全球将近500个政党。

价值观分歧推动选民把票投给并不保护他们利益的人——杰森·皮克(民主党堪萨斯州委员会执行董事)访谈

极端右翼的共和党人与温和的共和党人的核心区别在于对于税收和公共支出的态度。

共和党人在1992年选举后就已经将他们竞选的主要观点不再与人们的经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是与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价值观念挂钩。

这些外围团体得益于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公民联合会”一案的裁决。在这个裁决之后,联邦选举法律对于外围团体的筹款金额、筹款来源、助选广告等限制都消除殆尽。而作为政党的我们对于筹款是有很多的限制的。导致的结果就是,科赫兄弟可能会赞助这些外围团体5000万美金的竞选款项,然后再由这些外围团体帮助共和党去做所有与竞选相关的事宜,而不需要全职的职员。

当今美国政治重要的是你要有钱——琼·瓦格农(民主党堪萨斯州委员会主席)访谈

当今美国选举中有两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钱投得很多,但选民参与率很低。

在当今美国政治中,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已经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你有多少钱,能够调动多少选民真正走出家门,到投票站去投票支持你。

(为什么在美国竞选和美国政治中,人们越来越不关心未来5年或10年内,候选人所制定的对内对外政策呢?)

部分原因是人们感到对现状无能为力,部分是因为觉得自己的投票无足轻重。

其次,在某些问题上,民众的意见往往是情感占了上风,他们偏向的选择实际上是有损于他们自身利益的。但是因为他们太情绪化了,所以是靠情感而不是理智投票。持枪和堕胎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除非这件事和人们的利益切身相关,否则他们不会有动力去参与投票。

美国政治体制下的金钱价值——肯·马丁(明尼苏达州民主农民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访谈

通常来讲,在美国是由那些收入水平较高、教育水平良好的人来决定最终的选举结果。

我们工作的方式是:民主党没有一个固定的纲领,每4年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时在华盛顿,有时在其他州的民主党委员会。主要工作是讨论议题,通过预算和决议,推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通过党的政纲等。而州委员会的工作是,我们要选送代表去全国委员会,以及提供候选人的提名对象。

美国通过了一项法案,公司可以资助政治团体,被称为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这个法案实际上是帮助了那些外围团体,我们称之为独立开支团体(Independent Expenditure Groups)​,可以从任何来源获得不受限额的资金,而不需要告知公众。这对于政党和候选人是个威胁,因为我们募资的来源、金额都是受到限制的,但这些组织则没有。所以,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在当前的美国政治体制之下,政党必须展现出在金钱之外的价值,必须显示出一些我们可以而他们没有的能力。对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而言,如何避免被外围团体操纵选举,保持自身政党与政治的紧密相关性是所面临的第一大挑战。

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对于候选人而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在外围团体泛滥的情况下,候选人的声音可能被淹没。以去年的选举为例,为支持候选人两党总计花费了40亿~50亿美元,但真正由候选人团队自己募集的,可能只是这个数字很小的一部分,小于25%。还有75%是由外围团体募集的。这种情况下,可能连候选人自己的政见、声音也都一并被淹没了。竞选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通过两党候选人的辩论,选民们可以选择他们所支持的观点,一旦这些观点被淹没,选民们就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

共和党需要卷土重来——基思·唐尼(共和党明尼苏达州委员会主席)访谈

外部集团会说,我们要将某个州,比如明尼苏达的参议员从共和党为主换成民主党居多,通过投入大量的资金,它们可以轻易地削弱一个政党在立法机构的力量,甚至将另一个党变成多数党。所以在州竞选的经费多少,取决于外部集团是否认为它们可以改变该州立法机构的政党政治格局。

毫无疑问,美国的选举会花费大量的金钱。一方面,这是积极的,因为这是自由人在自由市场和自由竞选的原则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另一方面,对于候选人的各种限制并不存在于对外部集团的约束上,这就造成了不平衡和不健康的状态,我认为我们应该纠正这一点,让候选人代表他们自己来筹集资金、传达信息而不是被外部集团所操控。

美国的政党是以选区为基础进行组织和运作的。然而,也存在一些以县为单位的共和党组织,这些县会跨几个选区。

现在每个参议员选区大概是76000人,一个众议员选区是38000人。

州的法律规定了如何划分选区的边界。美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选区也会重新被划分,以保证选区选民数的相等。

党主席80%的时间都用在筹措经费上——罗恩·菲利普斯(共和党华盛顿特区委员会主席)访谈

我们一共有56个主席,其中包括50个州主席,另外,华盛顿特区以及5个海外领地每个地方有一个主席。我们的全国委员会,是每州有一位男代表和一位女代表,加上主席,每个地区相当于有3个代表,他们加在一起组成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共有168位代表,他们都是可以投票的委员。

民主党与共和党温和派的合作——马尔西·弗朗西斯科(堪萨斯州参议院民主党议员)访谈

堪萨斯州是在南北战争前夕成立的,内战中的一系列历史原因影响了堪萨斯州在党派问题上的立场。当时的共和党主要由英国移民组成,这些新移民来到堪萨斯州定居。

事实上,民众在政治上没有十分明确的立场,因为他们也不是很清楚自己支持什么。

投票反对坐在你身边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侯祝福(明尼苏达州民主农民劳动党参议员)访谈

“党内支持”​(endorsement)的意思就是党会帮助你竞选,党组织帮助你寻找志愿者,给你提供资金购买竞选用的物品,如标志等。但是如果你没有获得党内支持,你需要自掏腰包,或者在社区里进行筹款,与其他人展开竞争。在所有候选人中,任何一个获得超过60%在场党员投票的,就会获得党内支持。只要低于这个比例的得票率,都不能获得党内支持。

我刚才提到,党员们会去参加大会,这些人就被称为“代表”​。如果你登记成民主党人,然后去民主党的预选,就成为了大会代表,只有代表可以参加选举。如果我去参加竞选,当然希望有人在大会上支持我,给我投票,所以我会挑选一部分人,让他们去参加登记成为代表。回到“超级代表”上来,代表在大会上投票,而超级代表就像我一样,是选举产生的官员,这就是超级代表。我现在自动获得了代表的资格,无论什么时候召开大会我都可以投票,我不需要像普通民众那样去登记才能投票,所以说我是所有代表中的超级代表。简单地说,超级代表就是不需要登记的代表,通常指的就是选举产生的官员。

两党互斗迫使明尼苏达州政府闭锁——埃里克·玛格利斯(明尼苏达州民主农民劳动党对外联络主席)访谈

其实也有人想要再建立一个新的党派,像现在共和党党内有茶党、保守派和其他意见派,但是它们却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党。

一些党派,尤其是像共和党中的茶党是以政党利益为重的,不过他们在民众面前还是力图树立一种以国家为先的形象。实际上,很多美国人并不参与政治,他们对于政治的了解都来源于电视媒体。这样一来,一些人就会斥巨资在媒体上宣传一些类似于“总统正在毁掉我们的国家”之类的言论,但事实上是总统希望预算能够通过,假使国会否决了这些提议,而民众却认为是总统自身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民主农民劳动党需要向民众讲解美国政治决策的过程。

共和党正试图将党派选举扩散到地方——鲍勃·迪克森(堪萨斯州格林斯堡市市长)访谈

美国的特点,就是喜欢在全世界到处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将其强加给其他国家和社会,例如宣扬“自由”的概念。美国很喜欢高举“人权”的大旗,但其实人权并不是政府功能之一,而是社会职能的一部分,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对待对方的事情。美国的做法就像是对一个原本种大米种得很好的农民说,​“不,你别种大米了,你得改种玉米”​。这就是美国有时候在做的事——在全世界范围内强迫一些国家做并不符合其价值观或社会规则的事情,于是就导致了战争和许多生命的逝去。

为什么一些人老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希望通过自己的信仰体系来影响他人呢?我父亲常说:​“当我们讨论自由的时候,你必须记住,当你开始侵占他人的自由时,你的自由就终结了。​”

是在本地或者州一级,我只会投票给自己熟悉并支持的人,无论这个人是什么党派。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家庭一直坚持的价值观就是“保护”​(conservation)​。

赵忆宁:保护什么?鲍勃·迪克森:保护资源。如果你爱护土地,土地也会爱护你。如果你节约金钱,那么经济状况就会不错。我们谈到的“保守”​,其实本来指的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保守”的意义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讨论的许多问题,本来是不应该由政治决定的。我举一个例子,关于堕胎,也就说个人是否拥有堕胎的权利,我们将这个问题政治化了,这本来应该是你、我、他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做出选择的。所以我不喜欢用“保守”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因为在当今美国社会,​“保守”的含义已经不再是字典上的意思了。而我认为堕胎应该是个社会问题。

让参与民主政治的人明白事理是艰巨任务——苏·格林利夫·泰勒(共和党堪萨斯州凯厄瓦县委员会主席)访谈

但这些政客也好,媒体也罢,都没有费心费力去制定合理预算,着力解决与90%的民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例如国债或是企业政策。相反,他们更为关心一些能够吸引眼球的事件,或是一些只对10%极富群体有影响的小事。政治家对于这10%投入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太多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张,你便没有办法达成任何共识,做出任何决策。如果你总是抱着这种“要么合作、要么散伙”的心态,你就很难成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也很难与他人达成共识。这便是为什么现在两党如此难以展开合作的根源。

民众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会积极参与到民主政治中来。在我看来,政治参与是达到我们政治目标的前提,因此我们需要在政治上更加活跃。民众可能会觉得,政治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根本就无法左右政治进程。

我觉得公共意见是这样的,就像美国一句谚语所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而两党中的极端派就是这种“会哭的孩子”​。除非温和的中间派能够“哭”得更响、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否则,很多我们不愿见到的局面就会继续保持下去。

我们要做出不松懈的、有耐心的、经常性的努力。没有轻轻松松就能改变现状的方法,我们的热情可能会降低,前方的道路很艰难。虽然人们的感情很有限,但我们还是要为民主进程投入一定的关心和热情。现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这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看不到尽头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有时民众不认为他们能改变社会现状,让人倍感挫败。我也不清楚应该怎样让社会变得更好,如果我知道了答案,我肯定会出本书的。不过探寻答案的过程充满了挣扎。

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对政治不闻不问,就会像现在这样,由别人替我们做决定。因此,我们需要怀着更高的热情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否则我们自己便无法掌握自己的未来。

如果我跳槽到民主党,共和党就会变得更加极端——达林·黑德里克(堪萨斯州凯厄瓦县学区总监)访谈

而共和党人就将竞选纲领建立在两三个非常简单的准则上:反对堕胎、支持持枪合法以及维持极低的所得税率。每次在与民主党人的竞争中,他们就针对这3点对竞争对手进行攻击,即便两个人对其他一些问题有相同的意见。所以,在这里民主党人想要获胜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这种根据党派投票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要这么做。

总统有两届任期的限制,但是两院议员没有。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大多数政治家的首要目的就是不断地连任,而不是真正做一些实事,这就让情况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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